胡正伟艺术评论

寄情边塞心胸阔兹游奇绝冠平生

——胡正伟艺术评论

文/郎绍君

1839年8月19日法国画家达盖尔公布了他发明的“达盖尔银版摄影术”，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随后电影、电视、电脑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观看世界的方式，从宇宙宏观到分子微观，从摄影到三D造型，最新的科技手段正力争满足人类视觉对真实体验的要求。科技手段虽然能记录事物的瞬间和发展过程，但视觉真实却无法呈现事物对人的真情实感，这就为绘画的发展留下巨大的发展空间。绘画与摄影摄像的区别在于绘画中蕴含着画家浓浓的情感。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能感染观众或听众，这就是艺术”，他解释说：“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体验过的感情，而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语言所表达的形象把这种感情传达出来，使别人也能体会到同样的感情，一一这就是艺术活动。”在当代中国画坛上，画家们用艺术语言将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对人生的感悟表达出来，胡正伟先生堪称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数十年来专注于西北边塞题材创作，以浪漫主义情怀，娴熟的笔墨，为画坛吹来一股清新强劲的“西风”，对当代写意绘画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着纪录电视（影）的进步，我们能够领略各地优美的风光，旅游业的发达使我们能够去到想去的地方。西部风光无疑吸引了大批的观光客，他（她）们在导游的带领下来到西部的各个景点，在拍照、吃当地特色大餐、购买旅游纪念品，带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各自的家乡以后，发现自己旅游除了部分体验了纪录片中的美景之外，似乎没有获得别的体验。不是纪录片欺骗了人们，也不是旅游不到位，而是我们缺少对当地风俗的深刻理解，就无法深刻体会美景的独特之处，因为美景是人的美景——“人化自然”，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适应自然，而人改造自然，使越来越多的天然生态系统变为人工生态系统。胡正伟先生扎根甘肃几十年，他行走在西部的城镇和农村，体验过戈壁大漠的寂寥死寂，冰山大川的荒寒冷漠，对西部地区人们那种特有的乐观、坚韧、善良的性格深有体会，由于对西部人民生活的深刻体验，他的作品中西部的荒凉风景充满了坚韧温情。画家非常强调对人物情感的塑造，他说：“了解观察他（她）的生活、地域，从中挖掘出内心的气质、神韵、又要‘形似’更重要的要‘神似’，通过笔墨抒发感情，塑造人物的心灵。”在《回乡集市》图中，画面上回族大爷的善良、中年男子的乐观、回族大嫂的淳朴以及汉族姑娘的美丽融合在一起，通过对人物内心的刻画：以及肥羊、摩托车等背景的描绘；将回乡人们生活以及风俗刻画的淋漓尽致。《河边》一画描绘一藏族妇女在河边梳发的场景，结实的身体，微笑的表情等细节的描绘，将人物内心对幸福生活的满足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充分表达出来。而《温暖》通过头戴头巾的回族妇女怀抱一幼儿，周围是肥硕的公鸡和母鸡在围着她们娘俩觅食，一派祥和安宁的景象，充分表达了改革开放以后宁夏回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对改革开放发自肺腑的歌颂。

人是生活在文化历史环境中的活生生的个体，他的行为，他的所思所想，既是他个人的行为和心理，更多地是历史文化的产物。胡正伟先生的作品不仅表现西北人民的现实生活，还把目光回溯到遥远的历史深空中。在《关山月》一图中，画面上半部的率意笔墨勾勒皱擦出的雪山冰峰，高耸巍峨直插云霄，月亮在烟云的掩映下悬在山顶，夜月若隐若现，似乎是风雪将至的感觉，更显出“关山”苍茫、悲壮的氛围，引入遥想边塞的荒寒与艰辛，有一种“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李颀《古从军行》）的氛围；画面中部为大量空白，喻示着无限丰富与难以穷尽的边陲情境，尽在无以复加与不著一墨的空白之中，这是一种“虚写”，都是最为丰富的表现：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画面下部，近景的丘陵中表现了跋涉于万重关山中的行旅者，他们沟通中西交通，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画家以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在笔情墨韵之中既有生命的粗犷与剽悍，野性与阳刚渴望，又有粗犷与精细，阳刚与阴柔的赞美，从而在风尘仆仆中透出青春的光彩和生命的绚丽。而在另一幅《天山行旅图》中，采用条幅的构图：近景处描绘一驼队载着货物和商人行走在天山脚下，远处是白皑皑的雪山，画面上人物戴厚厚的头巾，尤其是女人红色的头巾与男子帽子上红色的帽饰就像朵朵火焰，在画面上格外引人注目，它是勃勃生命力的象征。

甘肃宁夏市曾经是西夏国的首都，西夏是参照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建立起来的王朝，其风俗既有中原地区的内容又有自己独特的塞外特色。胡正伟先生的许多作品就穿过厚重的历史经纬，直接描绘古代塞外风情，使我们对西北边疆风俗有一个历史的纵向体验。在《西夏风情录》画家以条幅构图，画面上胡杨林隐约显出白色的帐篷，在胡杨林边的场地上是整装待发的驼队，有挤奶的妇女，有担水的妇女……驼队、胡服、胡人……将异域的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而《晨练图》中，胡杨林边男子骑着奔驰的骏马，射击远处的目标，女子骑着雄赳赳的骆驼，张弓搭箭，尽显英雄豪情，将塞外民族不畏艰险，英勇抗争的精神进行了充分表达。另外，像《只识弯弓射大雕》《驼乡涉猎图>《牧归》等此类题材的作品，产生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深邃感。

就画法而言，胡正伟先生的绘画属于写意画法，他显然从继承了传统绘画的优长并适应当代精神地进行了改造，形成了独特的写意人物画风格。笔墨成为中国绘画的核心载体。从王维的“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传为王维《山水诀》）到近代黄宾虹：“古人于用笔之外，尤重用墨，画中三昧，舍笔墨无由参悟”（《虹庐画谈》），都非常强调用笔用墨。胡先生的写意人物画以泼墨为之，画面上墨色浓淡干湿，线条徐驰穿插，皴擦点染，一股奔放的豪气扑面而来。应该说，胡先生将花鸟、山水的某些技法应用到人物画中来，形成了自家气象。在《八大山人》-画中，画面上粗看以松树、怪石、水鸟构成典型的八大山人语言风格，仔细观看品味，画家将八大山人肖像变形为怪石，整个画面造型概括，笔墨浑厚老道，将八大山人国破家亡后寄情笔墨“墨点无多泪点多”的心情表露无遗。在《梅妻鹤子》中北宋处士林逋的造型与山石类似，而《东坡诗意图》中老渔翁的造型也绝类山石，都是胡先生运用传统笔墨对人物造型的改造。

胡先生在笔墨运用上更强调笔、墨之间的协调与构成，在人物画《苏武牧羊》-图中．画家运用旋转的笔触塑造出大风中的苏武形象，被风吹起的头发胡须，显示出暴风雪中苏武坚定的信念。光秃秃的节杖与苏武的身体就像被风高高吹扬的旗帜，正是中国人坚守的“威武不能屈”的信念的显现。而《昭君出塞》-图中，画家描绘昭君被大风吹起的“头发”，画家以泼墨的手法表现被风吹起的头发遮住了昭君的半边脸和整个身子，也可以看作是风把昭君的披风吹起。这种表现手法既表现风大、荒凉的自然景象，透出一股悲凉之意，又与现代绘画的构成观念相契合，赋予一种现代绘画气息。而在《赛驼图》中，画家更是放松笔墨的“缰绳”，画面上是斑斑驳驳的墨块，自上而下呈现“S”型，非常富有动势，在墨块中以流畅的笔法勾勒骆驼的头和四肢，一匹匹生龙活虎的骆驼在纸上奔跑起来。骆驼上的人也用墨线勾勒头四肢，使人、骆驼融合成一首雄壮的笔墨大合唱。<踏歌行》也采用了这样的表现方式，尤其是画面正中穿红袍的男子，他挥舞的双手与红色的袍服，构成了画面的最强音。

综上所述，古人早就提出“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观念，告诫人们要从生活中汲取营养。现代人们更是提出“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主张，是对古人思想的继承与升华。但实践中人们往往将生活简单理解为对生活现象，没有看到生活的本质，似乎只要我们能像照相机一样抓住生活现象就能抓住了生活本身。事实上，对生活不了解的前提下生活现象只是生活的躯壳，只抓住现象就会使艺术表面化、碎片化。胡正伟先生怀着深沉的情感深入生活，防止了对生活观察的表面化，主观化的理解，并将自己的情感放到历史的经纬中，使其更具历史的厚重感和现实的丰富感。纵观他的艺术，对生活的认识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生活现象的观察，另一方面来自对生活的切身体验，胡先生从生活中攫取素材，并将自己对生活的丰富情感融入艺术创作中，最终形成了独具个性特色的艺术风格，从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